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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韩安国传》
正是“内线伏击战”这个战术要点让王恢成功地压制了韩安国的反战意见。可廷议要是发生在聂翁壹潜入匈奴之前，那军臣单于来与不来都还在未定之天，王恢又凭什么把伏击说得这么言之凿凿呢?
其三，司马迁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说，军臣单于最终同意聂翁壹的提议，决定南下，是因为“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一个从南边逃来的外国人要博取匈奴单于的信任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在初来乍到之时便让单于产生爱信之感。
而从记载上看，聂翁壹向孝武帝建言献策，事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马邑之谋是在一年以后也就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才发生的。也就是说聂翁壹为了取信于军臣单于，大致努力了一年之久。可班固的描述却是：
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
——《汉书·韩安国传》
似乎聂翁壹甫一到来，就说动了单于南侵，这可能吗?
其四，为了确保聂翁壹诱骗军臣单于的间谍计划有更高的成功率，对他的派遣是秘密进行的，《史记》所谓“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者是也。如果在聂翁壹出发前，整个计划就已经在廷议中公开讨论过了，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另外，韩安国在廷议时说“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可见廷议当时，韩安国仍以为孝武帝的计划是要派遣军队深入敌境，至于别的作战方案，他明说自己并不知情。这更证明了孝武帝和王恢派遣间谍聂翁壹渗入匈奴是背着朝廷公卿进行的暗箱操作。其主要目的除了诱骗匈奴主力南下以外，也是要设法通过间谍拿到匈奴首先破坏和亲的“罪证”。
等“罪证”到手，韩安国再次在廷议上反对开战的时候，王恢就把它当做一张王牌打了出来：是匈奴首先违背和亲之约，起了偷袭马邑的歹念!这对韩安国等主和派大臣们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他们只能表示屈服。这样一来，马邑之谋的作战计划便顺利地摆上了孝武帝的龙案。
虽然马邑之谋经过了这许多艰难曲折，最终成形了，但从这份作战计划的内容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孝武帝与主和派大臣的相互妥协——在皇帝废止和亲、心意已决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地避免外线决战，而把战场设定在汉朝境内，已是主和派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战争风险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在战役开启的时候，主和派的领袖、御史大夫韩安国将以监军(即护军将军)的身份亲临战场。
在孝武帝40余年征伐匈奴的历史上，由外朝重臣参与战役指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但韩安国这一次来，很可能不是为了力挺孝武帝，而是怀抱狐疑，想亲眼瞧瞧皇帝究竟能在马邑取得多大战果——外朝重臣对征伐匈奴的战略决策始终心怀抵触似乎是此后孝武帝将一直面临的尴尬，不但现任御史大夫韩安国，公元前124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也同样是孝武帝对外扩张证策的坚决反对者——顶着主和派的巨大压力开战，孝武帝本来指望王恢等四路汉军能在马邑给他长长脸，结果却让他颜面扫地。
战役失败后，恼羞成怒的孝武帝将罪责统统归结到了王恢的身上。他说：
“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
——《史记·韩长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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