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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说，战役的失败是因为匈奴从武州尉史的嘴里提前撬出了汉军的作战计划，导致匈奴及时撤退。但汉军失败的原因真就这么简单吗?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韩安国领衔群臣否决王恢对匈奴开战的提议，展示了汉廷中主和派大臣的强势，甚至连孝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对他们做出暂时的妥协。既然有人反对，就得想办法创造条件去说服他们。正巧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聂翁壹的边民通过王恢向孝武帝献计：
“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
——《史记·韩长孺列传》
于是孝武帝便秘密指派聂翁壹为间谍，渗透进匈奴内部，设法取得军臣单于的信任。聂翁壹诓骗单于说自己能潜入马邑，斩其令丞，与匈奴里应外合，洗劫城中财物。军臣单于对此表示了首肯。当聂翁壹把这个消息传回汉朝，辛苦经营了一年的孝武帝终于找到匈奴人背弃和亲的“铁证”。
于是乎，他不再掩饰自己渴望对匈开战的态度，向朝廷公卿发下明诏说：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书·武帝纪》
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对马邑之谋从酝酿到出台的全过程，班固在《汉书》中做出了与上文不同的描述。班固认为上面这份征询羣臣意见的明诏，其颁布时间在聂翁壹潜入匈奴之前。换言之，一收到聂翁壹的献策，武帝便先诏公卿举行了廷议。廷议上，因为王恢的主战意见压倒了主和派的韩安国，聂翁壹才得以间谍的身份潜入匈奴。
但是这个事件叙述，我私意以为是靠不住的，它有这样几个疑点：
其一，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明确记载，孝武帝即位之初，“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班固撰写《汉书·匈奴传》的时候将这段文字原样誊入，说明他也认同下述事实：建元年间，汉、匈邦交藉由和亲而更趋融洽，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边境冲突。
可孝武帝在本次明诏中却说“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除开军臣单于有意入侵马邑这件事儿，史籍中再找不到所谓“侵盗”还能指向别的什么事件。既然明诏中公开谴责了匈奴的“罪行”，那孝武帝必然已经得到了匈奴即将南下马邑的准确情报，而这个情报只能是由间谍聂翁壹传回的，据此推论，聂翁壹潜入匈奴的时间不可能晚于廷议诏书的颁布。
其二，聂翁壹作为间谍潜入匈奴，他所肩负的使命是要诓骗军臣单于起兵南下。但诓骗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从《汉书·韩安国传》的记载看，马邑之谋前的那次廷议中，韩安国和王恢两人的争论已不再停留于匈奴南下的可能性，而是径直深入到了具体的战术细节。韩安国极力反对的是汉军长驱北上，深入敌境。他说：
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
——《汉书·韩安国传》
对此，王恢的反驳是，此次战役无须长驱深入，我们只要在家门口打一场伏击就好了：
“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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