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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的这段日子，更多的是苦难，但也有许多让我们难忘的事。爸爸与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依然是相扶相携地一起面对，一起承担所有的苦难。这使我们这个家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岁月里也不缺少欢乐。尤其让我们难忘的是，爸爸与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没有让我们一个孩子辍学，并且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到乡下之后，母亲一直很绝望，以为再也不能回城里了，这一辈子都要生活在农村了。爸爸经常和母亲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农村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母亲下乡的时候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下乡后又生了四个女儿，一共七个女儿，人家叫我们七仙女。后来我明白了，之所以生这么多孩子，是想盼着有一个男孩的。母亲自己看见生了女儿都上火，但是爸爸却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他的财富，哪一个他都喜欢。这一点让我们姐妹几个从心眼里爱戴我们的爸爸。
爸爸是个大孝子。奶奶早年在叔叔家里，爸爸每年都要去城里看奶奶，总是尽自己的能力给奶奶带点东西去。叔叔夫妻俩都是老师，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从来不敢把这个右派哥哥介绍给外人。即使这样，爸爸还是每年都要去看望奶奶。后来奶奶八十多岁了，当时我们家的家境在好转，爸爸便把她接到了乡下，那时奶奶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看到的是，爸爸从来没有和奶奶大声说过话，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到奶奶床前问寒问暖，尽人子之道。
爸爸是闻名乡里的名人，谁家办喜事，要请爸爸去帮忙。谁家有了矛盾，要请爸爸去调解。漫长的冬日里，爸爸还给当地的农民们说评书，充实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爸爸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经常把自己读的书讲给母亲听，这是增进他们夫妻感情的一剂良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爸爸与母亲的笑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动力，幸福的源泉。爸爸有许多藏书，都是线装的，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据说被农民们当卷烟的纸用了，现在想来真是痛心。
文革后期，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地好转。告别了那个低矮的小土房，买了三间大房子，但也不是瓦房，还是土房子，可是比原来的那间房子强多了。母亲那一年养了一头大肥猪，足足五百斤重，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头猪，年底杀了后猪肉堆起来像座小山。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家快到一个转折点了。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1978年）55号文件。该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证治名誉，由原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个消息，无疑是一声惊雷，给我的爸爸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转变。那时我已经十四岁了，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了。听到了改正右派的消息，爸爸再也抑制不住这二十多年来内心的情感，伴着眼泪，所有的委屈、苦闷、伤痛、彷徨、屈辱、隐忍……一下子都爆发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也许能表达爸爸当时的心情。
1979年5月13日，我们家从那个居住了二十一年的小山村返回了齐齐哈尔，结束了漫长的乡间苦难岁月。
4.再鼓锦瑟
右派得以改正，爸爸恢复了工作，我们都随爸爸返回了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的爸爸，已经五十岁，半生颠簸，剩下能够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回到齐齐哈尔，爸爸恢复了原职原薪，也从内心里迸发出无限的热情。记得爸爸在一首七律里表达自己的心情时写下这样一句“再鼓锦瑟五十弦”，这就是他当时想要工作的决心。
最初爸爸在储蓄科当科长，领导几十人。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刚刚进入银行，业务上急需培训。行领导要物色一个人来给这群年轻人讲课，于是爸爸毛遂自荐，主动请缨。领导担心他离开工作岗位那么久了，业务会生疏。但是几期培训下来，效果非常好，领导便放心了。爸爸这时恨不得将自己一分为二，多多做事，弥补失去的那二十年。在培训期间，爸爸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关储蓄业务方面的经验技巧毫无保留地传给了那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还在业务上有许多创新，推动了储蓄业务的发展。在储蓄科当领导的时候，爸爸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科里的同志，特别是年轻人特别关爱，以至后来人们背地里说爸爸是“护犊子”的典型。曾经有一个青年问爸爸，科长他们说你护犊子，那我们不都成犊子了？爸爸说，犊子就是老牛的孩子，说你们是犊子也没什么不好的。那年轻人听后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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