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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艰难过后，爸爸渐渐地适应了乡间的日子，农民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有文化的右派。母亲把城里的许多新鲜事物带给了当地的妇女们，教她们打毛衣，教她们怎样穿着打扮，给她们讲城里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生活仍然是艰难的。
爸爸还有个爱好，就是广交朋友。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当时爸爸在方圆几百里内名声大震，都知道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城里来的、有文化、侠肝义胆、喜欢结交朋友的右派。有许多人慕名前来与爸爸结交。爸爸是来者不拒。这样的交往，给爸爸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也让爸爸的内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在这些朋友中，有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有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做小生意的，有打把式卖艺的，也有中学老师这类的文化人。在这众多的友人中，让我们最难忘的就是爸爸与大姐的中学老师的友谊。他们二人一见如故，经常有诗词唱和，彼此看过之后相视一笑，然后付之一炬。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朋友多了，路子也就多了。后来爸爸带我们搞副业，就是受了朋友的启示。爸爸一直也挣不到一家人的口粮钱，但总想让家里的生活好过一点。看到他的一个农民朋友家里每年冬闲的时候都扎笤帚，然后到市场上去卖，换点钱贴补家用。爸爸也在我们家里开展了这项副业。扎笤帚的活是又累又脏。我记得很清楚，第一道工序叫刮笤帚弥（字典里找到了一个合乎此意的字，但电脑打不出，姑且用这个同音的代一下）子，就是先把高粱穗（我看着像高粱穗，实际就是扎笤帚的材料）上的粒子刮净。是这样刮的，把铁揪放倒在炕上，铁揪头露出来，人骑在上面压着，把高粱穗按在铁揪沿上，戴上手套，一手按住高粱穗，一手用力拉，这样就能够把扎笤帚用的高粱穗子弄干净。我那时才八九岁，也要参加这项劳动。剩下的工作我就不参与了，也记得不太清楚了。扎笤帚是个技术活，我当时小没做过，是我的几个姐姐和母亲做的。记得我母亲和姐姐扎，爸爸就在旁边为她们打下手，搞后勤。整个冬天，我们都做这件事。最高兴的就是扎完笤帚，把那个立在家里的木桩子拔掉。这意味着笤帚要卖钱了，也意味着要过年了，还意味着要用卖得的钱给我们买新衣服、买好吃的了。
卖笤帚的事都是爸爸联系的，如果哪一年能够卖个好价钱，一家人会高兴很长时间。记得有几年爸爸还把笤帚卖到了大连、沈阳等地，价格要比在当地卖得高很多，一时间成了乡里的新闻，许多人家都很羡慕我们。
我们一家人渐渐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不久，爸爸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在文革之前，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了）。大队委员会觉得爸爸干农活不在行，但是有文化，就让爸爸去小学当老师，后来又让爸爸去大队当会计（这里面顺序我记不清楚了，是先当的老师还是先当的会计）。这样我们家的生活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开始。那一年的春天，恰好我出生，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节，加之运动开始，爸爸作为摘帽右派再一次被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拉出来批斗，于是爸爸给在这个充满灾难的时节出生的我起了个小名，叫“棘春”，后来很长时间家里人都叫我“小春子”。这一次运动中爸爸受的折磨尤其严重。后来听爸爸给我们讲，运动开始后，贫下中农们不时地把地、富、反、坏、右揪出来批斗。每次胸前都要戴上一块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罪名。爸爸的那块牌子后来成了我们学习用的小黑板。那时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小将们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批判这些黑五类，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正是爸爸的强项。有时候，爸爸和他们打语录仗，爸爸每次都是赢家，却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爸爸有时候满身伤痛，回来后还给家里人讲他是怎样智斗那群人的。这真是黑色幽默，爸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记痛苦的吧？
最严重的一次是召开全乡大会要批斗几个重点人物，其中就有爸爸一个。据说他们下了狠茬子，要往死里整。幸好爸爸在乡里结交甚广，之前有一个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提早告诉了爸爸，让他想办法躲一下。那是一个夏天，地里的庄稼长得有一人高了，爸爸此前在批斗中已经受了伤，正在家里养伤。如果不走，再被折磨一次，那真的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于是母亲催促爸爸赶紧走，爸爸拖着病体，在青纱帐和绿树林的掩护下出走了，总算逃过了一劫。后来真的有一群人到我们家去纠斗爸爸，母亲说不知道人去哪里了，他们就在我们家搜，没有搜到，就撒开人马到处找。爸爸说他走在树林里的时候看到了那群骑着马追赶他的人，幸好他们没有发现爸爸。后来我们家对那个给爸爸通风报信的人一直充满了感激，回城后给予了他们家很多的帮助。但这些爸爸从来不提，他总是对我们说，我们给予人家这点，远远比不上当年人家的救命之恩，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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