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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家门口，母亲正在灶火做午饭呢，看见我捏着手指，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问：“咋啦，割着手了，赶紧包包。”转身进了屋，端出针线簸箩，快速地从里面翻出了一个布条。我伸着手指，翘在那儿，让母亲包了。包扎完了，母亲对我说：“我在地上铺个席，你歪那儿歇歇。”从西间里屋拿了一条席，铺在堂屋的地上，我躺在上面。母亲就又去灶火忙去了。过了一会儿，手指更加疼痛起来了，疼痛的难以忍受，忍不住哭着“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母亲从灶火来到堂屋，看着我说：“咋啦恁疼，是咋啦，不中了你抖开看看，是不是绑紧了。”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不哭了，也不哎哟啦，坐了起来，母亲凑到跟前，解开了线，把包的布条松一松，疼痛感立时减轻了许多。原来为了止血，布条包的紧了，血液不能流通，因而疼的难受。松一松重新包好，一会儿就不疼了。这次砍伤指头，伤着骨头了，到现在，左手食指上有一个疤痕，指甲长出来还有一道缝痕。这疤痕是我幼年生活的见证，是我幼年割草的见证。
五十九
到了秋天放秋忙假时，当时教学秩序受文革后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还没有恢复正常，也不布置作业。放了假没有事干，就拿了一个铁耙子或铁锨，一个箩头，到生产队已经刨过的红薯地里遛红薯。到地里了用铁耙子刨土，从没有刨净的红薯地里偶尔会刨出来一个半个红薯，积少成多，一晌也能刨一箩头。
有一天，我和五弟到村子南边的地里遛红薯，下午快黑些的时候回来了。母亲从锅灶里扒出晌午做饭后烧的红薯，红薯已经熟了，母亲把熟红薯掰开，给我和五弟吃。分红薯要分的均匀，两半儿一般大小俩人才都不吃亏。而掰红薯时不可能绝对一般大小。这回给我的一半我觉得小了，吃了亏恼了，顺手把一半熟红薯摔在地上，不吃了。母亲给我说：“你是个哥哩，该错多少哩，你就摔了不吃了，当哥的就得让着些儿。”小的时候，我的脾气是很倔强的，一点儿不对就使性子。五弟和我只差一岁多，个子高大粗壮，我呢又瘦又小。别人还误把我当哥哩。小六出门时，我和五弟送小六，那一晌午杜鹏父亲还说座位安排错了，叫弟弟坐了第一席。
幼年时遛红薯的往事，至今已经四十三年了，回忆起来恍如隔世啊。近几年来，上了年纪，时常回忆起童年时的琐事。对这些琐屑的往事感觉那么亲切美好。
六十
上初一了吧，过了年十二三的时候，有天下午，我到村南二里处的南河（百亩堰水库）去玩。那时候尚小，不知道事儿，出村往南走在田埂上，边走边放一个个的鞭炮。往南走了一尺儿地，忽然一抬头见东南地小坝子的东头，恍惚有一个人，光头，披了一件稀烂脏污的军绿大衣，脏的衣襟成了灰黄色了。那人站在那儿，来回晃了一会儿，恍惚就是古渡孙的那个神经病人。又往南走，再看却什么也没有了。当时心里也不知道害怕，到河边玩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刚到家，感觉着身上发冷，浑身无力不得劲，就挺在东间靠山墙的小床上睡了。母亲见我睡了，就走到床前问我：“山，咋啦出去玩了一会儿不得劲了？”我有气无力地说：“也不知道咋啦，到南河去玩了一会儿，回来就难受了。”母亲说：“是不是玩的时候，撞着啥了？我去找你西院瞎子大娘算算去，叫她给你念诵念诵兴就好了。”母亲到了西院，见瞎子大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就说：“他大娘，山去南河玩，回来不得劲了，是不是撞着啥了，你给他算算，念诵念诵。”瞎子大娘伸出左手指，嘴里念念有词，一边小声地嘀咕着，一会儿蜷一个手指头，一会儿又蜷一个手指头。算完了说：“今儿个是黄道日子，往南方，撞着了地狱小判，得给他送送。”母亲忙问：“咋送送？”瞎子大娘眨巴着瞎眼说：“你回去捏一捻面，用水和和。右手端着碗，左手扶着门框，双脚站在门槛上。你嘴里说着，山，吓着回来吧，不管是见着谁了，我给你做饭吃，吃了饭你可要好好走吧，别叫山难受。好心有好报，你走吧。念诵一会儿就好了。”母亲赶紧回到家里，照着做了，真的，谁在床上慢慢儿浑身不发冷了，也不难受了，你说怪不怪。后来听前院朱家二婶说，古渡孙的那个神经病人死俩月啦。我心里想，真的是撞着他啦。
关于撞见啥了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97年夏天送大姐回四川，回来的时候，没有赶上火车，晚上住在旅馆里包了一个房间。半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雷电交加。睡觉时为了凉快，后面阳台的门没有关。半夜里，睡梦中恍惚床边站有一个人，影影绰绰的，也看不清面目，就感觉着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心里也不知道害怕，起来开了灯，什么也没有，于是去卫生间方便了，关了阳台上的门躺在床上，什么也没有看见。再一件事是1989年，社旗县三初中丁汉章的女人死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和小琴已经睡了，听见丁汉章从外面回来和人打招呼，从我门口过。到半夜里感觉着床外边的被子上一沉，好像睡了一个人。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到天快明的五更鼓里，被子上一轻，感觉着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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