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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加竞赛，开创了我人生的十一个第一，第一次参加县级文史地竞赛，第一次获奖，第一次获得10元奖金，第一次进县城，在县一高第一次吃到了食堂蒸的面条，第一次住高中学生宿舍，第一次住县招待所三楼房间，第一次看外国宽银幕彩色故事片，第一次在电影院二楼看电影，第一次在县城大街上转向，第一次到县一高。
回到学校不久，竞赛的成绩公布了，六个人参加竞赛五人获奖，是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名，我是第九名。现在回想一下，当听到自己获得了第九名时，心里还是很平静的，也并不是高兴的欣喜若狂。可能是内心里觉得学习很努力，知识掌握的很牢固，很有自信心，获奖是意料之中的事吧。接着，学校召开了表彰大会，发了奖状，奖了一个笔记本，一支全是金属的高档钢笔，还有10元钱。当时对于一个一星期家长只给五角钱零花钱的穷学生来说，十元钱那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通过这次竞赛，一下子激发了学习的劲头，晚自习下课了还加班加点地点了煤油灯背书，白天就更不用说了，见缝插针地背啊背啊。后来，奖状、笔记本、钢笔也不知道丢失到那儿去了，十元奖金也不知道怎么花掉了。只有这次竞赛的记忆，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融入到了我的精神里，影响了我大半生。
星期天回到家里，给母亲说：“竞赛得了个第九名，奖了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10元钱。”母亲欢喜异常地说：“好好学吧，考上了，就扒个门路，扒出去了。再也不在家里打坷垃了，算是扒出去啦！”我听了母亲的话，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下板儿学，不叫母亲失望。
六十五
托母亲的金口玉言，这一年果然好运气，高考考上了社旗师范。临去考试前，学校让交钱和粮票。回学校前给母亲说：“七月七八九三天得去青台高中考试，叫交钱和粮票。一个人十元钱，五斤粮票。”母亲听我说了，翻开枕头，从褥子底下摸出箱子的钥匙，脱了鞋，跪在床西头打开了一个黑色的板箱，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圆铁桶，拧开盖儿，掏出了一卷钱，从最里面拿出了一张十元的大团结，又翻了几个小纸片，是五斤面额的全国粮票。母亲给我说：“这粮票还是那一年你回来时，撇给家里的。平时也舍不得用，这回你拿去考试吧。”母亲开箱子拿钱时肃穆的神色，我直到现在还牢记着。
坐敞篷汽车到了青台高中南面的小学院里，晚上天下着大雨，就住在教室里。地上铺了一条席子，坐在席子上复习。忽然见讲台旁的一个提兜里，有一本证治复习资料本子像是我的，抽出来一看，果然是大姐从四川寄回来给我的。我说我的证治复习资料寄回来不长时间就不见了，原来是贾桥的一个姓常的同学，把我的资料偷走了，我拿着赶紧背。自己不下功夫，光靠歪门邪道，投机取巧是不行的，那一年他没有考上。
那几天下大雨，考地理时窗外的雨哗哗地下着。下雨有个好处，天气不热，适合考场上发挥。感觉着地理题并不难，识图题是台湾省的内容，正好复习的好，很容易就答出来了。那一年高考作文题是将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改写成记叙文《陈伊玲的故事》。也不知道是咋着写的，反正那一年语文考了50.5分，数学8分，证治65分，历史76.5分，地理87分，英语15分（不计入总成绩，录取是参考）,总分287分。够着大专线了，但是体检时听校长王国明与别的老师议论时说：“复查的，咋会复查掉了10分。”后来又听说是有人顶替了。也算是命吧，结果考上了社旗师范。
六十六
高考后的那一年夏天，我和五弟住在陈万春五间房子西头的一间。
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得了神经衰弱症了。主要是用脑过度，再加上高中二年的生活不好，营养跟不上。每天的饭是固定不变的，早上包谷糁汤，吃一个自己拿的杂面馍，中午喝一碗芝麻叶包谷糁面条，不吃磨，晚上还是包谷糁汤杂面馍，吃一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高考后议论纷纷。因为我是文革后，全大队第一个考上学的，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议论鼎沸。谁见了就问：“山呐，啥时间上大学啊，啥时间走呀。这一步算是跳出去了，一辈子不打坷垃啦。”人见人问，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我自己还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呢。再加上复习时用脑过度，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了。母亲为了让我睡好觉，老是等早上做好早饭了，再去叫我。母亲扒在窗台上，压低声音喊：“山呐，山，起来吃饭的呀，起来吧。”后来，陈万春的女人，我叫三婶儿的和母亲说着笑着道：“没见过喊山吃饭哩，多小那声音。”然后学着母亲喊时的腔调道：“山呐——山——起来吃饭哩呀，起来吧。自怕喊醒了一样，可省的吓着了。”母亲与之说笑着，嘻嘻的笑声今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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