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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顺宗认可下，“永贞革新”如同黑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沉寂的夜空。对唐朝来说，永贞革新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改革，改革成功，大唐有可能中兴;改革失败，则前途未卜。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得到了提拔: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职务虽不高，但因参与变法，实权很大。
由于中风后的唐顺宗几乎不能言语，也就没法与大臣们直接交流，只得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随侍左右。其操作方式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他对证务的处理，先告知王伓，由王伓进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再由李、牛转告唐顺宗。唐顺宗一旦认可，由李、牛转达给王伓，王伓转达给王叔文，王叔文再会同韦执谊贯彻执行。
如同唐德宗早年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的目标几乎相同，那就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但事实上，永贞革新的100多天里，还根本没有真正触及这两大痼疾，只是对一些表面的东西作出了调整。然而，即便如此，宦官和藩镇已经开始不满。
很快，在宦官及藩镇的屡屡施压下，唐顺宗被迫同意太子监国。几天后，他又下诏禅让，由太子即位，他退居二线，称太上皇。就在距太子登基大典还有3天的805年8月6日，一道以太上皇名义下达的诏书发布了: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伓为开州司马。一个多月后，处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的圣旨也下达了：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
当刘禹锡和柳宗元准备履新时，路途上，更大的打击追了上来:朝廷收回成命，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改任边远地区司马——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
江湖路远，这一去，转眼竟是十年。刘禹锡贬谪的朗州(今常德)和柳宗元贬谪的永州，都在湖南境内，相距只有300多公里，但在唐代，却有关山阻隔之感。按唐制，贬谪之官名义上还是官员，实际上却像柳宗元说的那样:俟罪非官身。不经朝廷允许，不能跨越谪所半步。
柳宗元与刘禹锡十年后的早春二月，洞庭湖畔，刘禹锡与柳宗元久别重逢，结伴重樊敜安。
在淳于髡墓前，两人一边聊起淳于髡的故事，一边约定各写一首诗。当天晚上，刘禹锡先写出来: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长安在望时，二人的必经之地是灞桥附近的灞陵。灞陵既是从长安通往中原和南方的必经之路，也是唐人的送别之处，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亭中小憩时，柳宗元口占一绝: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然而造化弄人。柳宗元和刘禹锡想不到，灞桥的野花还没凋谢，他们又将结伴同行——这一回，是再次告别长安，奔赴更加遥远的南方。也就是说，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长安，但只呆了一个多月。
这年春天，八司马中除已去世的凌准和韦执宜，以及早几年调往淮南的程异外，其余5人都回到了长安。朝廷还没来得及安排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公务处理，正好趁此机会重温久违的京师生活。
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皇宫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门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外，大街两侧，都是整齐的里坊，其间点缀着难以计数的寺庙和道观。
隔着朱雀大街与兴善寺遥遥相对的是玄都观。唐朝时，是长安的热门景点，以园子清幽雅致著称。在京任职时，柳宗元与刘禹锡经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观游玩。唐朝正逢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温暖期，长安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两度左右，春天自然也来得更早。早春二月，长安城花开灿烂。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一同被召还的好友同游了玄都观。之后，刘禹锡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随即，这首题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传遍京城。
武元衡是女皇武则天的曾侄孙，唐德宗时三迁至右司郎中，后来又擢为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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