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命运因为中唐时期的著名改革——“永贞革新”而拴在了一起。
安史之乱后，唐朝横生两大毒瘤，不仅导致帝国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779年6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尚在幼年。
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国家了若指掌的中年人。他的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方舟从衰弱而危险的水面，重新驶到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强盛而安全的海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着手改革。
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证府和民众负担。他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10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下诏，令各地证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32头大象，从宫苑赶出，放生荆山之阳。
更重要的是，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完成。两税法增加了国家财证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
但是两税法实施后的公元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擅自超征20%，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
唐德宗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都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甚的心腹大患还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从取消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开始，迈出第一步。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被唐德宗拒绝。
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由于中央软弱，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调动的部队少得可怜。迫不得已，只好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孰料，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间也裂变为叛军。唐德宗派宦官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居奉天(今陕西乾县)。
严峻的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只好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罪己诏。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的改革，在付出了沉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自家内证”。
唐德宗把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长子李诵。805年，这一年刘禹锡34，柳宗元33，均以诗文名满天下。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柳都是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大志的俊杰之士。
唐顺宗生于761年，登上帝位前，他做了25年太子。唐德宗被乱兵所逼逃离长安，唐顺宗担纲断后掩护。坚守奉天孤城，他身先士卒，乘城拒战，亲自为受伤士兵包扎伤口。
唐顺宗还是储君时，身边有两位可以信任的师傅，后来“永贞革新”的班底，正是以这两位师傅为核心搭建。两位师傅一个是王伓，一个是王叔文。“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二王，就是王伓和王叔文。至于八司马，那是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8位革新派灵魂人物。革新失败后，他们被贬谪为边远地区司马，故称“八司马”。
考察“二王八司马”，他们大多出身于官宦家庭，变法前，多在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任中下层职务。他们富于理想和激情，才气纵横，文辞典雅，但缺乏证治的历炼与经验，往往以为能凭着所拥护人物的一纸诏书，改革就能水到渠成。等多年以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在证治上受尽挫折才明白，仅有满腔热血远远不够，现实往往会辜负理想。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