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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又怎样，总之我不理解这些。”
少女说:“我呀，最爱看太宰的菊花精报恩，只爱那个一点都不可爱，不温情，无欲无求，不靠他人，只是坚守自己原则和爱好的种花男人，即使对自己挚爱的女人亦是如此。这么说来，你和他或许是相似的。”
少女又说:“你知道欧洲中部总有那些分散而不知名的湖中岛屿吗?这些岛屿上或许能连接一个人所不知的秘境，秘境中就和我的故乡，在遥远的东洋，一片名为有田海域的秘境那般，拥有孤世绝境的鲤鱼瀑布。”
我焦躁地问她，声音低沉到几乎从嗓子眼里压榨出来:“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想闹什么？”
少女不紧不慢地回答，也像不在回答似地说:“太宰故事里有山里的女儿最终跌进了飞瀑，以为自己已经化身为传说里巨大的蟒蛇，而本质其实只是化作了一条鱼而已。”
“别说了。”
死亡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是死于决斗?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就必定是死于孤独，只剩下死于孤独。这句话，大致而模糊地从纳博科夫眼里的普希金而流出，最后像一句简短而至臻的格言，也牢牢地印在我的心中。只不过如今的年代已经早已没了决斗，即使在文学的世界里，即使在《战争与和平》里，这些决斗也不过是浪漫主义让人一笑了之的残骸而已。所以我还剩下了什么，也许真的只是孤独而已。
孤独像一种让人上瘾的病，愈发病入膏肓，我就愈发想要极致化这种感觉。给伊凡动笔写信是一种破例，一种你们可以说世间所有的老父亲都会有的那种悔恨和想念夹杂的感情暴露。然而我非常了解我自己，这种破例最终会因为我执拗的劣根性，会因为我如同少女所揭露或者所感慨的那样黯淡收场，我就是那个菊花精还愿报恩的怪谈故事里那个种菊花的男人，我最终宁可孤身一人，贫穷困苦，我也决不回头。
午后的雨雾不知不觉地缓缓退散了，岛屿的形态慢慢地展露出来，那种雪山下惯有的伞形屋顶，伴随着斜向生长的杂草，黑褐色的外壁上零星的白色窗棂，一切都清晰了。当我怅然若失地踱步回到露台，像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那样把身体无助又慵懒地丢进铺着水蓝色亚麻毯的椅子时，小圆桌上生锈的铁盘里的红茶已经凉去，铁盘边缘压着的信件已然被水雾濡湿，指尖触碰，轻轻一捏，便烂皱了。我便小心翼翼地移开铁盘，蓝色的钢笔字迹依然模糊一片，我想我灵魂里一定有一种得意在蔓延，甚至是故意的，我迎着露台上空轻缓却持续的晚风，带着狰狞的笑意，松开了手，放走了给伊凡未完的信。
飘在湛蓝天空的信，与其说和我箱子里的伊莎贝拉蝶那样奶白而带有优雅的尾翼，不如说纯粹是一只狂野的山间毒蛾子，它本该飞向少女的儿子，那个象征着我和少女关系破裂的男孩，那个有着我的五官模子，我的棕黄色头发，却处处洋溢着东洋阴郁气质的畸形儿。而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固执地认为他是畸形儿。
有人告诉我，趁着不下雪的日子，我还是应该去城区溜达溜达。我便把祖母爱抽的烟塞进了裤兜，两脚形式化地互相蹭了蹭鞋面，似乎这样一来，长期弯折的皮鞋上硬化的裂痕，纹理，还有脏污，灰尘，都会消失一样。上次翻箱后的向日葵被夹在了箱子的缝隙中，黯淡的灰黄色像一种疾病那样无精打采地从里面不由自主地疯狂溢出来。我吃力地弯腰把箱子拉开，拿出这些惨淡又不幸的枝桠，插到自己衬衣的口袋里，让它们至少看起来不那么悲惨。
“HIMAWARI。”
“啊？”
“向日葵。”
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建成的时候，我和少女一起去看了。仅仅距离荷兰国家博物馆一站电车之遥，在双双瞩目地欣赏完伦勃朗的《夜巡》，看完琳琅满目的代尔夫特青花瓷，看完威武庞大的战舰和细腻动人的人偶微缩屋之后，少女依然轻盈地跳下了电车。低地的气候潮湿又寒冷，她生在那个被她喊做九州岛有明海的南国之地，这一切形成了多么戏谑的对比。
“出现在我家乡最早的商船就来自于荷兰，他们抵达长崎，和江户进行通商，我们最早的学者学的就是荷兰语，兰学，而最早的西医学的就是兰医。”少女说。
她穿着浅色的带有勿忘我刺绣的连衣裙，还残留着在地中海岛屿度假的夏日氛围。跳下电车的那一刹那，昏暗的日光因为云层的漂移，带来了一丝光影的变幻，这些变幻洒向她的双腿，让勿忘我小巧的花瓣和圆润的花蕾投射到了明暗之间。而少女是律动的，这种动态的感觉稍纵即逝，直到我们一直静默在梵高的《向日葵》前，她用她的语言说着向日葵，她说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是不是可以叫她的中间名为“HIMAW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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