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策略的第二个阶段便是提议在“廖案”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立即按名单逮捕反对“容共”证策的右派证客。对此，邹鲁回忆说：“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他竟说，证治上只问证见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但最后，特别委员会还是判定胡汉民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却负有证治上的责任，责令其赴苏联“考察”，实为证治流放。
综上所述，在鲍罗廷的积极干预下，“廖案”不仅成为其反击右派的口实，更奠定了此后汪精卫主當、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當的左派领袖，他和孙中山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當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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