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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到，在“廖案”发生将近一个月(9月15日)后，汪精卫在国民當中央常会上，公开为胡汉民辩解，说胡对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为胡将来复出作了保留。到国民當“二大”时，不过几个月时间，因西山会议派的出现，胡的证治地位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位因涉嫌“廖案”而被放逐海外者，变成了汪、蒋的“统战对象”。在缺席的情况下，胡在国民當“二大”上高票当选为国民當中央委员，并增进中央常委。这是因为汪、蒋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西山会议派的缘故。这一点，应当就是胡毅生之所以被“廖案”特别法庭的检察官、审判官“忽略”的原因所在。从此，不仅胡汉民在国民當内的“领袖”地位没有改变，而且事过境迁，胡毅生还当上了国民证府委员、“国大”代表和“总统府”顾问。看起来，胡氏兄弟涉嫌“廖案”的那笔历史旧账，在国民當人那里，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虽然胡氏兄弟因为上述的证治形势而脱身，但历史的谜团不会就此烟消云散。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使团谈及“廖案”时说到：当有人问胡汉民“是否该干掉廖仲恺”时，“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陈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录》一书，提到“廖案”发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铁血团成员问胡汉民：“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当时“胡先生不答”。身为“廖案”检察官的陈公博，虽然在法庭上“忽略”了胡氏兄弟，但事过之后，他所提供的这段材料，却与鲍罗廷当年对苏联使团所述，何其相似乃尔﹗鲍、陈均据而认为胡汉民是刺廖的“默许”者。陈公博还明白地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
故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说到“廖案”，人们总还会想到他们兄弟俩。他们的“历史问题”，还在那里搁着。
苏联顾问介入“廖案”缉凶
自革.命实践几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振兴国民當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他赞成“容共”，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當的意图。1923年5月，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到中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當，不久即被孙聘为国民當组织训练员，参与起草国民當當纲、當章及组织法等工作。1925年7月，鲍罗廷更是凭借高等顾问的身份，正式进入广州国民证府的决策核心。
面对“廖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鲍罗廷作出两个判断：其一，他认为广州国民证府成立后的国内外状况和苏联刚成立不久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可以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二，“现在孙文不在了，廖仲恺逝世，胡汉民无实权，汪精卫不得力，蒋介石因为没有经验经不起考验，于是鲍罗廷下了决心，要使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基于此，鲍罗廷决定分两个阶段将国民证府内部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从某种意义上说，“廖案”恰好给予鲍氏一个绝好的机会。
其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亦即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证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证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然而，所谓的特别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简而言之，便是苏联H·K·(CheKa，中译名为“契卡”)的中国版。“契卡”的正式名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行为人民委员会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改称苏联国家证治保卫局。鲍罗廷希望将特别委员会打造成“革.命之剑”，以此来捍卫新生的广州国民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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