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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我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由主义的，也并未遍及全球。冷战时期，世界大部分地区被排除在这一秩序之外，比如中国和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的兴起都给现有国际秩序带来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秩序的终结。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这一秩序中受益匪浅，世界在减少贫困方面也从中受益。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修复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这需要两件事：一是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去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这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利益；二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让每个人都从现有秩序中受益，不要让全球化摧毁很多群体的工作和机会，进而导致他们抵制这一秩序。
环球时报：规则应由谁来定，美国还是中国？
奈：“中国只是在破坏规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未来势必将看到更多谈判，讨论什么样的规则可以接受，哪些规则可以被广泛遵守，哪些不能。我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对维护《联合国宪章》等规则抱有浓厚兴趣。我也认为，在诸如核不扩散等一些领域，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制定规则，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环球时报：21世纪即将迎来第三个十年。未来十年，世界将面临哪些重要挑战？
奈：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情绪在所有国家都在上升。当一个国家面临内部的民族主义压力时，多边合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但另一方面，只要不走向极端，这种情绪就是可以被管理的，而且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未来数年，合作带来的积极成果与民族主义能否结合起来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两国共同面对五个“巨型威胁”
“中国是美国必须想法设法与之共存的国家”
环球时报：拜登证府有可能重新考虑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中美关系吗？为什么？
艾利森：数年前中国曾向美国提出过“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它的核心意思是两国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当时的奥巴马证府认为中方说的范围包括台湾、西藏、南海主权等，不愿接受这些主张。后来的特朗普证府也没有考虑过。
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拜登的观点会和奥巴马有所不同。正如拜登在竞选期间说的那样，他视中国为严肃的竞争对手，并决心不仅要让美国参与竞争，还要赢得比赛。他的证府一定不会对中国“软弱”，而会更“聪明地”打击那些他们反对的中国计划，同时与中国合作维护一个我们可以继续生活的世界。
但是，正如中国当时提出这一建议后我曾说过的，如果这意味着中美将共同努力定义一种新的关系形式，我对这一概念非常赞赏。一名中国证府人员曾对我解释说：为什么中国呼吁一种新的大国关系？因为传统的大国竞争经常导致战争。他告诉我，中国的领导层经常谈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必要性。
因此，我希望两国领导团队能共同发展一种对两国关系的新定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新战略理念。今天，竞争成为两国的主流，以至于掩盖了合作，但两国领导人会意识到，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生活在同一个小星球上，在这里，科技（核武）与自然（气候）将迫使二者共存——因为另一个选项是共同毁灭。
我建议美中可以从当年里根向苏联领导人提的问题中寻找灵感。里根当时问：“如果地球被敌对的火星人入侵，苏联和美国会如何应对？”里根旨在强调致命对手间的共同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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