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的采访中，曾春亮的堂侄回忆，今年6月份，他在家门口见到出狱返乡的曾春亮：“一下子没能认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除却直系亲属还会关心曾春亮的存在，旁系以外的同宗们，可能早已把他忘记了。因为，对于一个“牢狱惯犯”，同宗们只想“切割关系”。
毕竟，摊上一个有罪之人，总觉得脸面无光。只是，当下意义上的“耻感文化”和乡土秩序时代的“耻感文化”已经内涵不同。一定程度上，这种耻感更体现在舆论氛围上，并不会形成实质性的打击。不得不说，文化认知秩序，往往也是不断发展的。
要知道，“耻感文化”的消解，其实源于“罪感文化”的侵入。事实上，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定义“耻感文化”时，更多也是为区分东西方文化而成的标签。目前来讲，哪一种文化更好，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定论，但是，在基本的生活中，却已经反映出两种文化的媾合。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只要不伤害别人，不影响周遭事物，那么选择什么样的秩序介入都是容许的。不过，回到曾春亮的问题上，还是要基于他去评判是非对错。至于他的亲属怎么讲，周邻怎么看，只要符合当地的公序良俗，符合基本的法理规范，就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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