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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有人愿意去做“抚哭叛徒的吊客”。《对外大传播》的主编申宏磊回忆，2003年，女市长协会请她去采访赵兰秀，当时她顾虑重重——一方面，这是人人恨之的一个人，另一方面，赵兰秀的面部被严重烧伤，美学专耶旜身的申宏磊对此也有心理阴影。
“初见那次，赵兰秀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感动了我，她说即便是这个下场，如果命运再给她100次选择的机会，那她100次都还会选择去救孩子。”申宏磊说，说这话的时候，赵兰秀的嘴唇都张不开。
大火前一天，为参加此次活动的她急忙赶回克拉玛依。大火燃起时，赵兰秀就坐在第一排。
赵兰秀站起来大声喊“切断电源”，回头看见毕建国，让他立即报警，然后转身扑向正在着火的舞台，连拉带拖将表演《春暖童心》的学生往下疏散，随即被一股火浪打倒。
“当时只感到脸、手和脚火辣辣地疼，挣扎着爬起来走了两步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赵兰秀已经躺在医院楼道的水泥地上，此时的她像从地狱中走出来，双手如滴油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脸部90％多的部分被烈火碳化，嘴与鼻子好像熔化到了一起。只有凭借缕缕头发和焦糊的藕荷色西装一角，才能辨别出这是一个女人，遑论她的身份。医院中死伤相藉，无法及时救助每一个人，轮到她时别人问，“你是谁”，她艰难地用喉音回答，“我是赵兰秀。”
医生赶紧将她送进急救病房，并叫来了院长。“割开了我的气管，给我吸痰，当时感觉就像在很深的冰窖里头，想爬却爬不上来。”
那些被判刑的领导们
不能说赵兰秀指挥有方，疏散得力。但在大火中，她的确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赵兰秀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场面很乱，她只顾着救孩子，“不知道其他人都干嘛了。”关于火灾的原因和“领导”的种种，她是很久以后在法庭上才知道的，“我知道后真是气愤至极。”
1994年底第一次公布的处理人员名单中并没有她。但1995年5月24日，在乌鲁木齐等着赶第二天的航班去上海做手术的赵兰秀，被连夜押回克拉玛依。
当年5月30日，《新闻联播》第二次向全国播出了“12·8”事故的处理结果，逮捕人员由1994年12月15日的13人变为14人，“事过半年后，只增加了我这个残废罪犯。”
“相比于身体的疼痛，精神上和证治上的压力更为折磨我。”她说，“诉状上两次提到我逃跑，这是诬蔑，对我这样把名誉看得很重要的人来说，怎么受得了。”
8月18日，连日发烧的赵兰秀被用担架抬上车，用轮椅推进法庭听到了对自己的宣判。
审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赵兰秀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她的朋友说她自杀过三次，现在她只承认“曾经绝过食”。
虽然赵兰秀没有坐一天牢，马上就保外就医了，可她心里还是不服：如果逃离火场保全自身的人，和坚守火场救人落个残废之人都同样判罪的话，那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
“即便功不抵过，也应该功是功、过是过地评价，但12年来，媒体和舆论都被民意中感性的部分绑架了。”申宏磊说，至少要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两次到克拉玛依采访的申宏磊，曾经试图和死难者家属开一个座谈会，但一提起赵兰秀，老百姓就疯狂了，好像她在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翻案。
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一个在国徽下受到庄严审判的罪人，替她翻案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位母亲的激愤和赵兰秀的绝望，都如此让人理解，一样的悲情入骨。
多年之后，当年的罪人们都渐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赵兰秀长期在上海的治疗与生活，一家人都搬来了上海。石油管理局把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给她“借用”。有克拉玛依的领导曾经给中央上书为赵兰秀平反。但按她的说法，“不可能也不奢求了”。好在待遇恢复了，按照出事前的待遇发工资，现在有2000多元一个月，看病也能报销了。
另一位判刑的同级别的“领导”方天录，到西安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已回到克拉玛依，和同案其他一些到了年龄的罪犯一样都退休了。也有一些被安排到外地工作的人，选择不再回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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