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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小贷公司、信用卡里弄了二十多万在家里给父母把房子盖了，现在每个月加上利息都要还将近2万，但是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工作了。”
“那你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他没工作的事。
“准备去西安，我同学在那，先去他们那里吧，走一步算一步。”
他用这二十多万满足了父母的期许，却把自己置于水深火热。
这一天下来，我更加迷茫了。原本你想要碰撞一些火花出来，却差点碰得着火把自己烧死。这几个人在同龄人里也算是不错的代表，超哥有阅历有想法，琪哥口才好人脉广，三星有学历有技能，在曾经的领导和长辈眼里，我们都是可塑之才，如今却都是在焦虑中慢慢步入中年。
记得上次在北京，和一个做投资的人聊天，他说，你这个年纪现在很尴尬，说年轻不年轻了，因为95后都出来工作了，找工作你们在老板眼里不一定比他们有优势，创业的大环境又不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年焦虑，你们要提前到来了。
上个月在合肥，和一个做酒店的一个做橄榄油的同龄人聊天，他们也都表现出一种对未来甚至眼下两年的焦虑，开酒店的每个月都在赔钱，一直在硬撑，做橄榄油的市场一直打不开，不温不火，温水煮青蛙。谈话期间我提到1984年代的时候，几个青年人发起了一个“莫干山会议”，讨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走向哪里、改革的思路等问题，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而这次会议的背景也是青年一代的某种思想焦虑。我给他俩说，我都想发起一次这样的会议了，先不去讨论国家大事，先讨论一下我们的迷茫和焦虑。他俩说，这个可以组织啊，我们的确需要一场这样的会议让大家聚起来聊聊，吐吐槽、骂骂街，说不定还真的能出来点实质性的东西。我苦笑一声，看来，这个焦虑不是老天“宠幸”我的，是“铺洒”一代人的。
我们的焦虑很多，工作没稳定，结婚成本高，不敢生孩子，创业生死未卜，考公务员像买彩票，结婚的面临四个老人甚至八个老人。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窒息，一种如山般的压力。
而焦虑的背后从个人而言是我们日益膨胀的欲望，有车有房有事业；从家庭而言是父母的殷切期望，谁家的孩子又挣了多少钱，谁家的女儿嫁了个富二代；从国家来讲是处在转型的特殊时期，改革的阵痛不只是在国家在分解，我们也在有意无意、主动被动的承受着分解阵痛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因为我们太弱，这种阵痛是我们所不能泰然消解的。
古人讲我们“无欲则刚”，我们恰恰在欲望的这条路上越陷越深，以前我们有吃有穿就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如今，吃得好、住的好、财富自由才是解决了生存问题。我们的欲望在不断膨胀，像股市、像楼市、像七彩的金融泡沫，但是社会在转型的弯道上恰恰没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让我们喘息和折腾。说到底，历史的车轮是规律，不可改变，我们过度的欲望才是原罪。我们不能埋怨社会大环境，而更应该是回看自己。
最初创业时，团队唯一一个结婚的在花钱上总是精打细算，我们总是嘲笑他不大气，一次喝完酒，他向我们吐露真心，“不是我小气，是我没法大气，媳妇天天催着买房子，租的一间房小到让我们不敢生孩子，因为我们不想孩子连一个放婴儿床的空间都没有。”听完他的话我说，“不是现实空间小，而是你心理的空间太小，你以为的只有大房子才能装下的儿子，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婴儿床放在哪里，出生才是他的第一诉求。”
我说的很理直气壮，但是我也在问自己，换做是我，我心里的空间又有多大呢？
我们焦虑不是不具备解决温饱问题的能力，而是满足欲望的能力。这个社会的体量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欲望。残酷的不是现实的社会，而是我们，我们向社会索要的东西才是一种残酷。社会如果是个人，他注定被敲骨吸髓，蚕食鲸吞。
人类因为欲望而不断的发展，但是最不应当的是跳过中间的奋斗历程而赤裸裸的索要结果。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最显著的代表，因此，我们的这种焦虑是注定的，也是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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