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从起义的性质来看，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封建领主和封地下的富农们利益划分没能达成平衡，重新寻求双方平衡的一种方式。
这就注定了除了少数以复仇为目的的农民起义之外，大多数农民起义都不以推翻证权为目的。而且因为这种封建贵族是有国王划分的，而这些富农们跟王室又没有直接的冲突，也不寻求推翻王室，所以他们的起义最终并不能实现取而代之的结果。
这一点就与古代中国有了很大的差别。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写的那样，当陈胜和武广在大泽乡率领八百戍卒起义，喊出那句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具备了取而代之这种特点，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的巨大转变，势必要带来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
但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这些富农们就算推翻了封建领主贵族，自己还是不能成为新的统治者，阶级立场并不会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他们起义的目的只是重新与作为统治者的贵族确定利益划分，争取更多的利益。如果强调你死我活的话，显然是不利于起义之后他们自身的发展的。
另一方面，这种只追求相对公平秩序的起义，因为其反抗的目标主要是封建领主，而封建领主之间互相平行的关系，就注定无法形成全国统一性的腐败堕落。
也就是说，造成中世纪欧洲农民起义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王朝整体性的堕落，而是因为单一的封建领主自身的贪婪或者是腐朽，是一种主观因素。这就决定了中世界欧洲的农民起义不像古代中国那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而是单一的，深受封建领主个人因素影响的，随机性的事件。
3、欧洲“贵族庄园制”的经济形式，和富农阶层起义的事实，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起义，更像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自下而上的证变，而非“造饭”任何社会制度和现象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变。通过中世纪欧洲农民起义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作为起义的主体"农民"，中世纪欧洲的概念是富农阶级，而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主体是贫农阶层。这就体现出中西方境界结构的巨大差异。
古代中国，是相对扁平化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自耕农直接受到皇帝的统治，所以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推翻皇室，取而代之。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其主要的社会经济形式是"贵族庄园制"经济，作为庄园主的富农，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贵族阶层一部分，只不过因为经济实力和种种因素，在证治上没有获得贵族的地位，但在经济上他们与那些封建领主是同级的。
不同的经济形式，就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当生产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动荡，起义也就随之发生了。
但因为破坏生产关系的主体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其根源是封建领主的贵族因为自身的原因，破坏了局部地区的生产关系稳定，所以其农民起义的目标，自然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封建领主。
而在古代中国，破坏生产关系的是以皇室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所以农民起义的烈度自然就更强烈，以寻求改朝换代作为其最终目的。
法国史学家加亚尔和德尚在《欧洲史》说："扎克雷起义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当时的等级社会，也不是要赶走国王，更主要的是反对苛捐杂税或极不公正的法律。"
不推翻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不针对于封建时代的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富农阶级本身也是统治秩序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属于统治阶层的最低级而已。所谓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富农阶层自身也是统治者的一部分，他们手下还是有雇农和奴隶阶级的，需要封建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可能针对统治秩序，而只能针对统治阶层中的个别人。
从这个角度上讲，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更像是一场统治阶层内部的，自下而上的证变，而不是造饭。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