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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情的转机在1957年8月，彼时岛上的“中央研究院”，换届投票选举,公推胡适出任新院长蒋氏不好违背公意,没有驳回。而胡适在美，也确实生活艰难，加上思国心切，也有意回来。于是在1958年4月，他终于与前清华大学梅贻琦一起返台。
他回来后，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长，并长期兼任证府清闲部门的要职。他自知余生不多，而在台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旧部”，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双方一拍而和，准备大干一场。
晚年在台的胡适，他最大的心愿，也是着手进行的事情有两大件：
一，促进学术、文化、科技的独立与繁荣，并竭力扶持年代一代得力人才，拟定出了诸如《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等要领，为日后对岸科技与经济发展迅即、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
二，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威望，努力保障和拓展空间，对蒋氏父子多有直接或幕后的抵制，反对蒋氏连任,并支持组建反对力量。在证事上，他最终的目标和希望，是可以实现国家全面的民主架构。
可惜，那样的环境，他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也完全是与虎谋皮，基本是以黯然神伤告终的，但是他也为后来岛上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火种。
4.那时的他，境况改变了，但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完全是一个清贫书生学者的状态他似乎更加急切地预感到生命无多，全身心地扑在工作。白天，各种见客、开会、演讲;到了晚上，他常年熬夜的习惯的也没有改变，晚11点过后，“才开始阅读、写作、处理公务，常至凌晨三四时”。
他年轻时起每天都只是休息四五小时足够，我还记得在《胡适口述自传》书，他似乎还跟唐德刚说过，一个人每天睡觉超过五小时都是懒人的话。
晚年的胡适，物质生活还是随意，唯一的“奢侈要求”，就是穿的皮鞋“必须用上好的皮革定制”——他对个人形象的在意是自少及老的。
那时的大陆，批评他的风气很猛烈，很多过去的师友对他攻击起来犹如寇雠。但胡适毫不在乎，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扰，只是很痛心。好在孙子胡复出生了，也随父母回台，胡适享受了一种天伦之乐。
每周日，空闲的很多时间，他都陪着孙儿嬉闹，一起折了很多纸玩具，还频频对着三四岁的孙儿道歉，说是自己太笨什么的，一脸无奈。可万事都不是完全顺心的。他的晚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来自小儿子胡思杜自戕的消息。
1958年5月，他其实已从“泛亚社”香江来电中胡思杜身死消息了，还是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他此后没有再提及，大概是拒绝相信吧，死后的遗嘱还说到胡思杜的安排。
就这样，他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酒会上，胡适在大家注目下，发表他人生最后一次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倒地身亡，就此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但可以想见，在那秋风透窗的上午，这位安徽人走的十分安静，却又带着许多无法水旜的恨事。
他死后，除了藏书，身无长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的老妻江冬秀也许是怀念吧，此后每每对着儿媳“抱怨”：“适之帮助穷书生，开启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待我如穷措大”。还说他继续“装”的像个慈善家，无可奈何的神情，一脸苦笑。
但是，所有人也知道，在现代中国故事中，即便有太多沧桑与绚烂都已经随风飘逝，但“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已经是永恒的文化流言，有着古老亘新的味道与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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