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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早期专注于文学批评，提出“文学无阶级”，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证策”，不主张把文学当作证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他的思想中带有浓重的文人浪漫主义色彩。试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抗战的烽火硝烟，还是国共的主义之争，文学又岂能抛开时事，发展无阶级的纯粹的文学艺术。
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论战从1927年持续到1936年，相当于八年抗战之久。1936年10月19鲁迅不幸逝世，鲁梁的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而且论战性质也己逾越了文学范畴，以至于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论题。
对于论战的观点，今天的人们心中自有评说，我不敢妄言。但梁先生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对文学的发展应该是有益的。有些自称为左翼作家的人们说：与其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不如读辛克莱的屠场；与其读米尔顿的失乐园，还不如读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事实上，今天这些文学作品也都奉在文学的最高殿堂里，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主义是一件事，欣赏又是一件事。莎士比亚与米尔顿是布尔乔亚的代言人，而辛克莱与绥拉菲摩维支是普罗列塔利亚代言人。但是，不论那个阶级，人性是永恒不变的，情感是没有新旧的，文学是有永久性的。梁实秋：“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
读梁实秋先生的散文，感觉他的确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在他的散文里，一纸一墨，一花一草，一景一物，信手拈来，皆可入文。朴实的文风，恬淡的意境，简约的词句，无一不闪烁着智者的智慧，乐山乐水的情怀。从中你可以看到对生活的热爱溢于字里行间。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主要集子《雅舍》1940年写于重庆。所谓雅舍实乃梁实秋1939年随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迁至重庆北碚，秋天，梁与吴景超夫妇在北碚主湾购置平房一栋，遂命名为“雅舍”。雅舍虽以“雅”为名，实乃一“陋室”也，缺点多多。大致有：1、结构简陋，2、风雨难避，3、地点荒凉，4、行走不便，5、门窗不严（隔墙传声），6、鼠子瞰灯（老鼠肆虐），7、蚊子猖獗（聚蚊成雷）。关于其结构简陋，梁先生说它“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却“没有人能说不像是房子”。以苦为乐，作者对人生各种穷愁况味抱有一种达观释然的心态。单就这一点而言，“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自然就逊色许多了。难怪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
回国后的梁实秋先生生活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中国，饱受战争罹难，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偌大个中国竟无一个安身之所。相形之下，“民族魂”的鲁迅先生长居上海租界，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两个字，谈中国社会的黑爱旙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要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商谈自己的书怎样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当国军19路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躲到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友人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民族魂”已经出离了愤怒。擅长口诛笔伐的鲁迅先生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投枪和匕首多是投向了“愚昧”的国人和战斗在抗日主战场的国民當，是真正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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