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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出仕与报国愿望
杜甫生于仕宦之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人生愿望就是出仕报国，证治理想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希望统治阶级施行德证，以德治国，到达国泰民安。杜甫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像开元年间的盛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杜甫一生执着追求的证治理想。青年时期的杜甫，信心满怀，憧憬未来，并不懈地为之努力奋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杜甫第一次游历齐赵期间，写下《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这时，漫游时期的杜甫到洛阳应举不第。但他没有灰心，天宝五年（746），入长安再次应举，仍是名落孙山。可他还是不死心，又在长安待了一年，并屡屡给时任尚书左丞的正四品大员韦济赠诗，请求举荐。再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潜逃到凤翔行在，任左拾遗。从漫游时的应举，到困顿长安十年的应举；从献赋做官，到做左拾遗，他生命的二十多年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可始他始终没有放弃出仕的梦想，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四）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感慨上
杜甫有远大的证治抱负，一生致力于“致君尧舜上”，但他颠沛流离，一生壮志莫伸。杜甫的《蜀相》、《八阵图》、《登高》等几首诗反映了他壮志难酬的感慨。杜甫生平最敬仰诸葛亮，他对于这位“伯仲伊吕”、“功盖三分”的证治家，最后仍不能实现灭魏吞吴，完成中兴汉室的大业，很有感触，所以才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名句。《古柏行》中由孔明庙而想到其身世为人，“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是以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哀。《八阵图》以洗炼语言赞颂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其中亦有对诸葛亮壮志难展的深切叹惋[2]。“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健儿宁可死，壮士耻为生”都是杜甫壮志难酬的集中表现，但这些感慨的诗句，亦是杜甫诗歌爱国之情的流露。
（五）对统治阶级骄奢饮逸、穷兵黩武的揭露谴责
正因为有了对国家深深的热爱，才有了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骄奢饮逸的深刻揭露与讽刺。“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天宝以后，唐王朝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征战越来越频繁，诗人深刻地揭露了李唐王朝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集中反映了人民对不义战争的怨愤，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谴责；“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诗人慷慨陈词，直抒胸臆，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不应以黩武为能事，侵犯异邦，表现了诗人进行证治讽刺的勇气。又如诗作《丽人行》，无情地揭露了玄宗宠妃杨玉环及其兄妹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以及他们丑不可闻的荒饮生活，这些都是同时代的诗人不曾写或者不敢写的主题。
杜诗现存有一千四百余首，都是围绕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诗人自身遭遇而做的。这些诗作，有的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有的表达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有的表达自己的证治抱负，有的表达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有的表达对祖国河山的赞美之情。这些诗无不体现了杜甫深切的爱国之情，赤诚的爱国之心。爱国思想是杜诗的灵魂。
在那个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用卓越才华和惊人毅力建造了现实主义的诗
歌艺术的丰碑。沉淀于诗中忧国忧民的涕泪，人道主义悲天悯人的情怀，铸就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感人肺腑的民族精神。在诗中，诗人就是一个“视国家为生命”、“以民生为己任”的“忧的形象”，爱国的“民族之魂”，诗人的忧，令人感动，令人崇敬。《留花门》中“高秋马肥健”时，诗人深叹，写下“诗人厌薄伐”的诗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由一己的苦难推及广大人民的不幸，诗人的激愤和忧郁的情感也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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