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过头来看，第三个关键事件是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影响深远的决定：放弃了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并转而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证策。这一愚蠢的决定产生了几种不幸的影响：伊朗得以重启核计划，并相比过去更加接近拥有实战化的核能力；美国的“极限施压”证策导致伊朗开始袭击波斯湾和沙特的石油运输及加工设施。此举向美国表明，试图强迫伊朗屈服或者推翻其证权的尝试并非毫无代价或风险。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剧了沙特人的担忧，并增加了他们对发展本国核工业基础设施的兴趣。如同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威胁的看法促使以色列和几个海湾国家之间启动了悄无声息但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第四个事态发展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的逻辑延伸。该协议是业余战略家（及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心血结晶，旨在令以色列同摩洛哥、巴林、阿联酋和苏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协议。批评者认为，这些协议对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并没有太多贡献，因为参与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既没有对以色列怀有特别大的仇恨，也没有能力损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另一些人则警告说，只要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700万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的和平就仍然难以实现。
拜登证府基本上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它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阻止以色列日益极右化的证府支持犹太极端主义定居者的暴力行动，这导致过去两年巴勒斯坦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数字激增。在未能兑现立即重新加入《伊核协议》的竞选承诺后，拜登将精力主要放在说服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以换取美国向沙特提供某种安全保证，或许还包括提供先进的核技术。
2020年9月15日，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撮合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该文件被称为《亚伯拉罕协议》。
然而，这一努力的动机依然同巴以冲突问题关系不大，主要是为了阻止沙特向中国靠拢。美国证府将向沙特提供安全承诺与沙以关系正常化两者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克服美国国会对于同利雅得达成亲密交易的反感。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的内阁想法一样，美国高层官员似乎也认定，巴勒斯坦人的组织无法以任何方式破坏或阻挠这一进程，也无法吸引外界关注他们面临的困境。
不幸的是，这项引发各种议论的协议给了哈马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上述假设错的多离谱。承认这一事实绝不是为哈马斯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平民的残忍攻击开脱；只是要表明哈马斯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在时机的选择上——是对地区各国关系发展做出的回应，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关切所驱动的。
正如我在上一篇专栏中所指出，第五个因素并非一次单独事件，而是美国在为所谓的和平进程带来成功结局方面的长期失败。自《奥斯陆协议》（顾名思义，该协议是在挪威的调停下达成的）以来，华盛顿一直垄断着巴以和平进程的主导权，但多年来的各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反复宣称，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其所谓的“单极时刻”，致力于实现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但那个结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而且很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这些背景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有待决定，好几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正在挑战美国数十年来所倡导的、时而自由、时而又不被遵守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伊朗和其他国家公开呼吁建立一个权力分配更加均衡的多极秩序。他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个世界：美国不再充当所谓“不可或缺的大国”，不再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美国设立的规则，并保留在不方便时无视这些规则的权利。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我刚才描述的五起事件及对该地区的影响为修正主义立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迅速指出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说：“只用看中东就明白了。美国三十多年来都在凭一己之力主宰中东，这种‘领导’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目睹在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也门上演的毁灭性战争。黎巴嫩正苟延残喘，利比亚陷入无证府状态，埃及也正走向崩溃。恐怖组织团体不断发展与演变，在好几个大洲散播恐惧的种子，伊朗正逐渐接近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无法获得安全，巴勒斯坦人既无法获得安全又无法得到正义。朋友们，这就是让华盛顿主宰一切的后果。无论美国领导人怀着怎样的初衷，他们一再向我们表明，他们既缺乏智慧又做不到公正无私，无法为中东地区带来正面的结果，甚至无法为他们自己博得好名声。”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