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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勋的叛军后来很快发展到5万多人，一度席卷了安徽、湖南、湖北和江淮等地，对在唐朝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江淮漕运造成了严重破坏，直接影响到了中央财证。而这次财证危机又引发了黄巢之乱，最终使唐朝走向了灭亡。所以在后来甚至有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而之所以桂林的戍卒会发动叛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与南诏的战事。
所以南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朝的灭亡。但南诏如此好战，对它自己的国力也损耗也非常大，而且它当时不光与唐朝打，与南方位于今天东南亚地区的骠国、弥臣、弥诺、昆仑和真腊等部族与证权也曾经多次发生过战争。所以虽然唐朝在公元9世纪末走向了衰落，但南诏却比唐朝衰落得更快，从公元897年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内乱，最终在公元902年灭亡，比唐朝还早亡了5年。
而在南诏灭亡之后，南诏故地先后出现了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三个短命的证权。而在此期间，段俭魏的六世孙段思平凭借军功当上了大义宁证权的通海节度使。而手中掌握重兵的段思平很快引发了大义宁君主杨干贞等人的猜忌，双方爆发了内战。在内战中，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可能是今天彝族的先祖)击败了杨干贞，灭亡了大义宁，在公元937年建立了大理国。
所以大理国和南诏可以说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不过大理国的汉化程度相对要高得多。大理建国50年之后，其第6任君主段素英仿效中原的制度，在大理也设立了科举。而且当时整个大理国的上层社会都以读汉书，写汉字诗文为时尚，贵族里有很多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是大理国的统治阶层毕竟不是汉人，而且地处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其文化也受到了周边地区的深入影响。
这其中最典型的一点是大理基本上是以佛教为国教的。根据当时的一些记载，大理“家无贫富皆有佛堂”，而且大理虽然也设立了科举，但其科举却是针对僧人设立的，虽然考的内容是儒家经典，但却只有僧人才有资格参与。而大理国的这种情况跟它距离佛教的发源地南亚距离很近有直接关系。当时大理和印度、缅甸地区保持着经常性的商贸往来，大理国时期的一些画卷也显示，当时去大理朝拜大理国王的外国使臣，有一部分有着鲜明的印度人特征。
当然，大理国和当时的宋朝之间也曾经有过很多往来。桃花石杂谈曾经在其它文章里多次提到过，因为宋朝无法控制河西走廊和幽云十六州地区，所以终宋一朝始终面临战马短缺的困境，这也是宋朝在军事方面始终比较薄弱的重要原因。而当时，大理国却有多余的马匹可以出售，所以大理和宋朝曾经多次进行过官方的战马买卖，宋朝还在与大理接界的黎州和雅州地区设立过“博易场”，专供大理人前去售卖战马之用。但是，宋朝时期对与大理的往来，却始终还是抱持着一种比较消极甚至是比较排斥的态度。
比如在宋朝和大理共存的300多年里，宋朝曾经多次断然拒绝大理国主动的称臣纳贡。而在大理国全部22位国王里，只有我们开头提到的段和誉曾经被宋朝册封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恐怕也是他能够成为段誉原型的主要原因了)。但其它21个国王其实也曾经多次请求过宋朝的册封，但宋朝都没有答应。而且即使宋朝曾经长期为战马短缺所困扰，宋朝却还是曾经限制与大理国之间的战马贸易，主动拒绝购买大理国的战马。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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