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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录音１５分钟，这１５分钟我能多让一个人听到，就能多影响一个人。”武黎嵩认为，能够弥补这些已经遭受了巨大苦难的老人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铭记，更深刻地理解和平的可贵与战争的可怕。
前文提到的陈德寿老人，在日本长崎参观原子弹纪念馆时，看到了一张照片。他将那张照片翻拍了下来，经常对人展示。
在那张照片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背着一个更小一些的孩子，背上的孩子头耷拉着。讲解员告诉他，这是原子弹爆炸后，幸存的孩子背着家中已经去世的幼儿，主动送去火葬场火化。这张照片给了陈德寿老人很大的触动。他在向别人展示这张照片时说：“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苦，这个日本的孩子跟我当时一般大，也没有个好结果。”
武黎嵩被陈德寿老人的举动感动了。“我们已经不能真正地对幸存者们的经历感同身受，但通过记录、传播口述史，能让后人对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其实道歉或者赔偿已经无法逆转受害者们所受到的创伤，但历史需要清算。清算才是和解的起点，但日本现在还不愿意直面历史，我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清算。”武黎嵩看到，幸存者们失去亲人、失去幸福的家庭，但却仍然没有产生向侵略者展开报复的念头，他们会说，“恨啊，怎么能不恨？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他们身上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好的传统，也更加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
我们很关注幸存者本身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奶奶，脾气是坏的，她的脾气坏的原因后来我非常能够理解。夏淑琴奶奶她的经历太传奇了，因为她是全家基本上被杀光了，杀了七口人，她自己身上中了几刀，等她醒来的时候都已经麻木了，不知道痛了，睡了几天天，醒来身上被日本人捅的疮口烂了个洞，她拿棉花把它按上，带着小妹妹，她有个小妹妹躺床上，带着妹妹靠吃锅巴饭吃了几天，然后老人院的老人来善后，老太太把她收走，后来又被她家里其他亲戚带走。她最大的神奇经历是什么，就是那个牧师约翰马吉不是拍了很多照片吗，其中拍了一张就是她们家门口的照片。那个照片非常惨，我也是最近看了之后就觉得，地上，一个一个的芦席或者一个一个的被子包着的死尸，中间站着一个老太太，我那个老太太可能就是老人院来收她的。夏淑琴老人为什么脾气坏，我能理解，你向她询问的时候，因为她被要求讲了太多次了，你稍微问得不艺术一点，稍微问得细节一点，她就会认为你在质疑她，认为她说假话。在她眼里，日本人就是杀了我家人，就是杀了，你问细节干嘛呢？她会有受伤心理之后应激性的东西。
有的老人一提起那些事情，那个刺激是非常大的。像那个常志强老人，讲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一讲就眼泪汪汪的，后来他女儿就不太愿意让我们去采访。原因就是老人一讲情绪就比较激动。
你就不能细想这些事情，幸存者就是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们年龄也太高了，而且他们那个伤痛和证治运动那个伤痛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个伤痛我觉得是受伤害更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对他们还是保存着，不管他们讲的什么东西，对他们还是保存着几分敬意和尊重。我想他们讲得对不对和有什么主观性的问题，这是历史学家后来慢慢考虑的事情，但是老人跟你讲的时候你要带着几分敬意去讲。
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人不太注意，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很快被网上被那个美国南加州大学发现了，南加州大学有个中心，叫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研究中心。他们主要研究二战期间被屠杀的犹太人的群体。但是他们会把南京大屠杀也作为反人类灾难大屠杀记忆来进行研究。他们见到我第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一个问题，他们说，你们对采访学生本身会不会做心理建设。这个时候我告诉他们是做了心理建设的。但是我们讲真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人，你把那本书读完，心理上都会产生沉重的压抑感，如果你是真正那种安静的环境，不受打扰的把这本书读完，那你心灵受到的刺激，你是不可以想象的，那个时代怎么是那个样子？
我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就特别能理解那个得抑郁症自杀的那个美国的学者张纯如。她原来是一个非常阳光，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青年女大学生，英文非常好，她中英文可以做到脑中的切换，她就是最早采访了夏淑琴奶奶，而且她是用录像机录的。我昨晚这个项目之后就特别能理解张纯如。如果你心理不够强大，你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被这个情绪所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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